中国中风病人有1100万 平均年龄六十余岁
王陇德：根据世界银行，对中国慢性病调查和分析，他们认为，如果中国现在慢性病控制的这些状况不改变的话，到2030年，中国将会有3100万的中风病人，我们现在有多少，1100万的中风病人。
记者：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意味着什么？
王陇德：因为中风这种疾病，可以说它对生命和健康的影响，是非常非常严重，它不仅仅是造成早死，而且造成大量的残疾，如果一个家庭，有一个中风病人的话，这个中风病人是残疾病人的话，这个家庭整个生活就乱了套，不单单是病人痛苦，而且需要很多人来照顾他陪伴他，美国患中风的平均年龄是七十三岁，而我们现在就是六十二三岁，而且年龄还在前移。
记者：我们跟发达国家，差这十几岁意味着什么？
王陇德：意味着我们一个是丧失很多劳动力，我们2002年的时候，大概高血压的患病率只有18%左右，现在已经超过25%了，而且很多中年人得高血压，高血压要是十几年控制不好，完全可能发生中风，一个31岁的还可以甚至算青年人，十几年的高血压控制不好，突然中风，中风以后有3个多月抢救，在宣武医院没有抢救过来，这个青年人他走了，但是他的问题是他遗留下一个十个月的孩子，这个孩子十个月就没了亲生父亲，您说他将来一辈子的生活，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记者：他上面还有老人吧？
王陇德：对，有老人，老人也已经是失独家庭了，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我们家庭的，而是我们社会的，我们对我们父母有责任，对我们子女有责任，对社会有责任。
中风完全可以控制 但是我国目前并无预警机制
从履历上看，王陇德曾经担任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国家卫生部副部长，2007年离任卫生部岗位后，出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后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院士。当他发现脑中风是中国第一位死因的时候，近30年从事卫生行政管理的职业经历，很自然地让他从系统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王陇德：从我在卫生部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全国的一些数据上的分析表明，中风的发生率在快速增加。而且我也了解到，国外就这个问题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特别是人家可以做到颈动脉严重狭窄的病人，把那个斑块拿走，他就完全解除了中风，由此而引发中风的风险，我们根本就没有做过这种事情，日本从原来中风是第一位的死因，通过三四十年的努力，现在已经降到第七八位了，所以说明它完全是可以控制的。
记者：这块责任在谁？
王陇德：这块责任我们原来就没有明确过，我们的医疗机构在做什么，我们的医疗机构都是等着病人发病，病了你来我给你治疗，治好了出院，残疾了你去康复，但是医疗机构，对于病人某种疾病的发病风险，从来没有规定它要去控制，原来不是它的责任。
记者：提前预警机制没有？
王陇德：没有，虽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一个责任是预防疾病，但是它多年是预防传染病，对于慢性病，当时也不是主要的问题，所以也没有这方面责任，我们有些疾病控制中心，有慢性病防治科，但是那也就是仅仅一般的，普遍做一点调查分析，没有技术措施实施，技术措施实施必须是医疗机构，但是我们医疗机构，都没有做这样的工作。
中风筛查和干预工程推行困难 王陇德逐一拜访医院院长
从卫生部退休之后，王陇德就曾给当时的部长陈竺写过一封信，建议中国应该开展中风的预防筛查和干预工程。2009年6月份，我国第一个中风筛查和干预工程启动。然而，王陇德发现，这个工程的推行并不容易。
记者：主体是谁，是中风的病人和潜在有可能中风的这些人？
王陇德：对。
记者：这个人群对这个问题意识程度是什么样的？
王陇德：意识程度是很差很差，甚至连我们医疗卫生界对有些中风的风险，像我刚才说的颈动脉狭窄问题，根本就没有认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专业越分越细，比方说我们心血管科，管的是心脏的血管，神经科管的是脑子的血管，脖子这一块的血管谁管，没人管。
记者：这就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王陇德：我们根本没有筛查过，也没有了解过，同时你像我们也了解了，在美国做颈动脉狭窄手术的医生，有三千多名，他每年做多少手术，做15到20万例手术，所以这些病人，中风风险就大幅度降低了。
记者：我们呢？
王陇德：我们2009年做全国工程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摸底，我们符合美国标准的，仅仅是手术数量，还不包括质量标准，一个人独立开展过30例以上的手术医生，我们全国只有8个人，全国只有8个人，我们2010年统计做了多少手术，247例。
为了改变医院长期以来的做法、机制和理念，王陇德放下原卫生部副部长的架子，逐一拜访医院院长。
记者：比如说说服了这个院长，您有没有遇到过说不服，遇到这种情况吗？
王陇德：也有，比方说我碰到过好几个院长，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个院长已经很胖了，但是他还说什么呢，我就是少活十年，今天这个口福我也要享。
王陇德：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能不能决定，您在要走的时候，一下就走了，而不是瘫在床上，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想尽办法，针对不同的人群打动他。
记者：人家采不采纳您的意见？
王陇德：我当时在北京就去了6家医院，3家医院的院长同意了，3家医院的院长没有同意，但是后来其中有一家医院的院长，看到我们另外三家发展很好，参与这项工作以后发展很好，他又跑来找我。
记者：他们的效果是什么样？
王陇德：效果是非常好的，刚才我说的，我们颈动脉狭窄手术，2010年只有247例，现在我们已经4000多例了，像血管溶栓，我们2010年的时候，只有4000多例，现在是19000多例了。
记者：病人在没有发病的时候，帮他预防，这个花多少钱？
王陇德：颈动脉手术，大家就是一万多到两万块钱。
记者：做完以后人是什么样？
王陇德：做完了以后，基本十几年到二十年，由于颈动脉狭窄而引发的中风，几乎就没有了，但是如果不做，年中风的发病率，颈动脉狭窄超出70%以上，这样的病人，年中风的发生率6%到12%，一年一年会累积的。
记者：所以虽然它是慢性病，但是我们不能缓慢对待。
王陇德：慢病绝不能慢治。
中风筛查和干预工程启动两年之后，已经形成了306家三级医院，上千家二级医院和近300家社区和乡镇卫生院组成的三级联动的筛查防治网络，并且得到了国家财政部的支持。
记者：国家花钱？
王陇德：国家花钱，每年大概是七到八千万。
记者：年龄段是？
王陇德：年龄段40岁。
记者：以上？
王陇德：从40岁以上，筛查这个人群，我们到社区去到乡镇去，我们不是坐在医院里，等病人上门，我们到了偏僻边远地区，一辈子没量过血压，一量一个高血压，一量一个高血压，我们根据国际上的经验，我们决定了8个危险因素，血压血脂血糖，有没有吸烟，有没有足够的身体活动，有没有超重肥胖，有没有家族史，心率规则不规则，有没有房颤，这8个危险因素。一方面给他宣传教育，教他生活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他现有的风险，像血压血脂血糖，看他现在控制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同时给他干预，控制不好的，给他调整方案，这个项目可以说一直开展到现在，从2011年开展到现在，所以我们有了全国这700万的数据，测算出我们现在是1100万的中风病人。
健康问题易被忽视 健康教育亟需广泛开展
对于王陇德所做的工作而言，让人民受益就是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在统计学层面上，“健康水平”是一个个抽象的数据，这些数据的一端是无数个体的健康状况，另一端则和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息息相关。如何通过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影响到个体行为进而提升公民的健康状态。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挑战。
记者：现在电视节目，老年人中年人都在看，最火爆的就是养生，按说如果大家的养生意识，已经提高到这个层面的话，为什么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反而是忽视的呢？
王陇德：现在比较重视养生的是老年人，是退了休的人群，但是我们的中年人，在很多方面没有这个意识，以前也没有给他教什么，在学校的时候，也没有强调健康的生活方式，到了中年，他工作压力很重，家庭负担也比较重，工作又很忙，这样一些风险已经非常临近了，这就需要我们什么，特别是加强中年人的教育，在健康生活方式上，健康知识的宣传上，这里有一个空白点是什么，我们的单位，我们单位只管工作，少数单位给职工，做一年一度的体验，其他的方式没有，你看工作场所的健康知识宣传，没有吧？工间操，虽然政府号召了，很多单位都没有做吧？
记者：很多人觉得不重要。
王陇德：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单位食堂吃饭，中午这一顿饭，中午这一顿饭，很多单位都是把食堂承包出去，只管好吃好卖，而高盐，高油，高热能，这个饭长期吃下去，不要说别的，这个饭长期吃下去，重点慢性病，像心血管病糖尿病，肯定会找上门来的。
记者：中年人有这个意识吗？
王陇德：没有，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我们去年年初，根据全国这200多万人的数据分析，我们给中央写了一封院士建议，题目就叫筛查和干预中年人的中风风险刻不容缓，这份建议送给中央以后，习总书记很重视，他把它批给了刘延东副总理，刘延东副总理连续批了三次，在我们这个报告上面，批给了卫计委，要求卫计委要做好工作，推进中年人的筛查和干预。
记者：您说这是谁的责任？
王陇德：我觉得我们以后，要规定很多方面的责任，这里就说到了，去年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
2016年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要“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健康一事，非卫生系统一家之职，其他系统制定的政策也影响着人群健康，必然要求政府各系统各部门和民间团体协同合作，从上至下，以系统致力解决复杂的健康问题。
王陇德：现在我们能不能做出规定，一定数量人数以上的单位，必须设立一个健康联络员，让他管管什么，这个单位职工体检了没有，体检发现什么主要危险因素了，危险因素多的人，找没找医生去控制，单位的食堂，盐油的控制怎么样，做了工间操没有，给单位职工，有没有教一些普遍的健康知识，这都是单位来做，才能做得到，别人是做不了的。你像日本明确规定，50人以上的单位，必须有一个职业卫生医师，法律管到了腰围，如果这个腰围是超标的，限期3个月去减肥，如果减不下来，对不起，我国家要处理你这个单位。
记者：以日本为例，为什么要管到这么细？
王陇德：它为了国民生活的质量更高，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前些天碰到我们一位院士，他告诉我，他的一个8岁的孩子病人是骨质疏松。
记者：那得天天喝可乐？
王陇德：就是这个问题，孩子不喝水，就是喝可乐，然后他就把这个原因，告诉了他母亲，这个母亲非常后悔，说你看我们根本就不明白这个道理，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这个问题在发达国家怎么管，在欧盟法律规定了，学校及其周围不得设立软饮料自动售货机，所以现在一个是这个问题非常急迫，第二个方面就是说，看我们怎么做了，前几天还有一个记者采访，也问到这个问题，您对2030年我们建成健康中国，您的预测怎么样，我说我不能预测现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到底能不能采取好行动，这是关键。
目前，我国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尚未建立，健康教育仍未广泛开展，国民健康行为形成率低，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未广泛实施。慢性病防治网络体系建设还处探索阶段在这样的形势下，王陇德认为，不让“健康中国”成为一句空话，关键在于政府如何引导，责任如何落实，执行谁来监督。
记者：在这个问题上一定是政府引导？
王陇德：因为很多方面，都是相关部门要有很大责任，你比如说教育，基本的健康的生活理念和行为，这些都教得很少，我们现在可以说，很多您刚才说了年轻家长，也不具备这样的知识。
记者：自己还没有怎么给孩子？
王陇德：我那天见一个民政部的领导，我就跟他建议，民政部能不能不只管发结婚证，能不能在新婚夫妇，做结婚登记的时候，领结婚的时候，给他们做一个培训，什么培训，优生知识，科学育儿知识。
记者：接下来最重要的，多部门能不能去合作，帮助政府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这块儿做得怎么样？
王陇德：我给你举个例子，前两天有一个部门，到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来报告年度工作情况，和2017年的工作打算，听完了以后我发了一个评论，我说我们刚刚开过健康大会，方针也已经明确了，要把健康融入各部门的政策之中，我从您的汇报里面，我没有听到健康两个字，而且不仅仅是这个问题，不是以前的常规健康工作，现在我们征求各部门的意见，说您对健康有什么责任，回答的基本全是原来常规的，有些法里写到的。
记者：比如说？
王陇德：比方说，仅仅说像教育部门给我们的回答仅仅说了，我就是主管学校的卫生工作，就这一句话。
记者：这什么意思这句话？
王陇德：这话里有多少含义，也说不清楚，回答这一句话，而对于这次大会提出的把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根本现在还没有任何意识或者行动，前年我去找了妇联常务副主席，我跟她商量了一个，我们来开展一个妇女家庭健康膳食制备行动，家庭那顿饭就是她做的，她做好了，这个家庭整个健康就有了保证，我们两顿饭，一顿在食堂吃的，单位把它管好，另外一顿，家庭主妇能把这顿管好，其中一个重大问题就解决了。
记者：一定要有介入？
王陇德：政府一定要有干预，人从基因上讲，他就是偏好油重的东西，为什么偏好油重的东西，因为人类长期是和饥饿做斗争，在为保存生命而努力，而油的热能很高，你比方说二两油，不管是植物油还是动物油，900千卡热，二两猪肉才400千卡热，二两米饭110千卡热，所以为什么人们偏好油。
记者：本能？
王陇德：对啊，他一吃，他就觉得香，所以他就多吃一点，以备饥饿的时候，保持生命，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物质如此丰富，靠本能来选择，自然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必须得限制盐油，还有像肉这些高热能的东西，才能真正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可是这些知识，你不教他是不知道的。
在健康中国的背景下，全国人大正在考虑制定《国民健康法》或者《国民健康促进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对于维护和促进公民健康的责任，而起草者之一正是王陇德。
王陇德：最近我们一直在抓紧起草，我自己在写各部门的责任，为什么我自己在写，卫生部几十年都出不了台，一直在原来的卫生部，现在的卫计委在牵头起草，但是一个部门牵头起草，部门之间很难取得一致意见，所以从前年年底，开始交到了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我一个学卫生的副主任了，自然这个责任，理所应当在我身上，所以我很焦急，我们最近正在加紧，自己写了已经三稿了，尽快把这个东西要明确，各部门的职责要明确了，通过法律形式定下来，同时我们对于职责的落实，一定要有判定，评价，督导，这样才能督促各部门各级政府，落实这样一个健康中国建设，这样一个目标。
